中国抓住了不可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

　　美国大选揭晓之后，中国正式入世15周年之日也悄然临近。此时此刻，回顾当年中国入世决断，放眼更长历史跨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入世的最大价值在于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

　　从入世前后中国经济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入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功：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662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参见世贸组织《2002年国际贸易统计》。)到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已经上升至22749亿美元，比2001年高754%，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13.8%，比排名第二的美国(15050亿美元，9.1%)高出51%之多。(参见世贸组织《2016年世界贸易统计评论》。)倘若没有入世，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绝无可能实现如此大幅度增长。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入世后中国外贸增长的成就何其显赫。2015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中所占份额基本上已经接近19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1948年，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份额高达21.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欧、日本工业生产和出口尚未从毁灭性的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到1953年，欧洲、日本等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份额下降到14.6%，并在此水平稳定多年。中国1948年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换言之，达到了美国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入世打开了广阔的外部市场，中国制造业和经济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4152亿元，2015年上升至1109853亿元;在此期间，中国GDP规模从110270.4亿元上升至685505.8亿元。

　　中国外贸、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为什么能够在入世之后这10余年实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和如此大幅度增长?关键在于，从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是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时期，本世纪前10年全球贸易增长尤其强劲，是非常有利时间窗口。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入世之时已经从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政府管理等方面做好了准备，其它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竞争的后发国家则未能做好准备，因此，中国抓住并充分利用了本世纪初近十年的有利时间窗口。

　　现在，中国的一部分传统优势因素已经消减：人口老龄化压力开始浮现，土地、劳动力等项成本大幅度上升，等等。而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开始具备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但是，全球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美国大选结果正在加快这一进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也许会有10年甚至更久)里，难以开启新的全球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时间窗口。后发国家试图在这段时间里重演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概率不高。如果中国当年未能成功入世，错过本世纪初近10年的有利时间窗口，同样不太可能实现前15年那样的增长成就。

　　为什么本世纪初近十年成为全球贸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时间窗口?从经济长周期的角度看看，这是一个繁荣期，多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经济贸易的繁荣时期。

　　其一，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而且转轨经济体度过了转轨最初的冲击而全面走上经济复苏增长的轨道。

　　其三，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稳定运行。

　　其四，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多条渠道为其它经济体直接间接创造了充裕的流动性。这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向经济部门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宽松货币政策与市场开放相结合，使得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一方面帮助它们突破了外汇缺口(这是长期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影响宏观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们的外向经济部门相对于内向经济部门享有流动性优势，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外贸增长。

　　其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它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

　　然而，上述条件现在正在走向消失。从经济长周期的角度看，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步入了萧条时期，重新走进繁荣时期恐怕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从具体因素来看，本世纪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逆转。

　　其一，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

　　其二，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消失。

　　其三，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其副作用日益显现，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收紧启动之后，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其四，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进入乱云飞渡的动荡时期。即使不考虑近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争议，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高度开放政策和进口能力也难以长期延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不能彻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约束：美国通过大规模贸易逆差形式向外部市场投放美元，满足国际经贸和外部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时日一长，最终必然损害市场参与者对美元的信心。

　　奥巴马大力推动的TPP，也无助于美国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特里芬两难”的阴影。这一策略的结果必然是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赤字，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牺牲美国的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性、美元稳定性。当初美国推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企图排挤日本，但结果并不是非常符合山姆大叔的期望。

　　通过及时入世，中国成功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美国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很可能会变得内向，这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对于企图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未必会受损，而后发国家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希望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