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