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跌幅过半
不少楼盘烂尾
而神木的“借贷危机”,也不仅仅体现在煤矿产业。大范围的楼盘开发,让当地房价在2013年之前的多年里连续攀升。
说到房价,在神木县红柳林村“窝”了一辈子的张兴(化名)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这个价钱,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咱都买不起。”他抬手指向城北,“那里的房价据说要卖一万五六每平方米,可最后呢,还不是就停在那!”
张兴手指所向处,是神木县城北约六公里的神木新村。1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30余个楼盘,100多幢楼房沿南北通路绵延数公里,可容纳县城十万人口。
可惜,新村“招摇”的体态,并未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在那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多数建好的楼盘周围空无一人,大门处以木板作为围挡。新村南边的一幢楼房,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初显,荆棘、黄蒿丛生,本应施工中的塔吊正懒洋洋地在半空中晃荡着身子。
这座空城,让张兴有些不解。在县城旁的红柳林村,他安然地养着他的骡子和几十只山羊,而距他三公里外的那片新村工地上,正矗立着他毕生未见的“奇景”。
烈日下,耸立着方尖碑和金字塔的新村广场空无一人。“到了晚上,广场上的喷泉能涌起30米高。”张兴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新村在窟野河边的1.6万亩滩涂地上诞生。2006年初建至今已有8年,新村的施工仍然在路上。
“楼盘开发受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很大。”罗喜林说,“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本身也是‘煤老板’,煤价下跌后,资金跟不上,楼盘也就只能烂在这儿了。”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自2003年年底,神木房价开始升温,从均价890元/平方米,涨至2007年4000元/平方米。2010年以后,楼盘价格更是一路飙升,到2012年,均价已达2万元/平方米。
陈峰(化名)就曾在“富人炒矿,穷人炒房”的风潮带动下,拿出家里多年积攒的100余万元人民币,加入到炒房队伍中。
2011年,陈峰将投入百万元购买的两套在建房源,以300万元的高价脱手。膨胀的欲望促使他接连借款近800万元,继续投资房产。
2012年年底,他通过关系以1万元/平方米的均价购入6套新房。然而,2013年6月,小区的主体建筑刚刚建成,开发商却意外暴亡,其身后是数亿元的巨额债务,让楼盘开发至此画上句号,而包括陈峰在内的购房者们也成了烂尾楼的房东。
2013年,神木民间借贷市场崩盘,房价自去年中期严重下跌,这种态势持续至今。“去年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子,在今年卖不到100万元。”张兴摇头叹息道,“好多房子目前都用来顶债了。”
即便如此,2014年起,当地楼市交易依然清淡。新城区一栋栋高楼空无一人,大量烂尾楼无钱续建,开发商纷纷宣告破产。
有资料显示,在实际居住人口只有十几万的神木县,却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房产在借贷危机之后成为空荡荡的“鬼城”空置房。
“县城三角债务普遍,躲债已经成为‘时尚’,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把钱投到房地产上了。”县城一家地产中介公司负责人说,清冷的销售大厅,几个工作人员正无聊地摆弄着手机。“去年年初,新开的楼盘交易价还是能在原价之上再加个四五万元,今年就只有人问,没有人买,甚至赔本都没有人买。”
此时,几米外的空地上,神木新村的模型在夕阳的余光里静静伫立着。
如何转“危”为“机”
依靠煤,但不能依赖煤
“神木这样的明星城市,剥去光鲜的外衣,就会露出低端资源城市的本来面目。资金与人才的流失会使这些地方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介绍道,“但这并不是坏事,经过经济下行周期的刺激,资源型城市会逐渐认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
2014年起,经济转型确已成为神木的发展重心。
“神木的资源并非已枯竭,各类矿藏资源储量仍然巨大,潜力无限。”高海雄翻着手边的资料,不断解释道,“神木家底是很丰厚的,只是目前遇到了煤炭行业不景气这道‘坎儿’,一旦经济转暖煤炭行情回温,神木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生气。”
相比高海雄的信心满满,倪鹏飞有些担忧:“神木虽是百强县,经济总量大,但产业单一,经济水平也不高。除了有少量国企外,地方其他经济实体的实力仍然较弱,风险防控能力很差。”
2014年5月26日,第十八届西洽会暨丝博会期间,神木县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在西安召开。神木县县长张生平在会上表示,当前抢抓机遇,破难攻坚,加快发展,是神木面临的首要任务,未来将进一步推动神木“二次创业、转型发展”,矢志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
与此同时,该县县委书记尉俊东提出,只有依靠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扩大市场占有率,才能把神木的优势发挥成强势。“政府要积极作为,搞好顶层布局,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跟踪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持续改善投资环境。”
对此,倪鹏飞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虽然迫在眉睫,但不能不切实际地与资源一刀两断。”
在他看来,最切合实际的做法便是做好资源延伸,即不断拓展、延长产业链条,进行科技创新,开拓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依靠煤炭,但不依赖煤炭。
高海雄也认同了这一观点:“煤炭深加工是未来神木煤炭产业的改革重点。‘北元模式’就是我们很好的探索。”
高海雄口中的“北元模式”,正是陕西省国企与民企“联姻”的典范。
2003年,神木电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当地四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7000万元组建北元化工有限公司。2007年10月,北元先后吸纳榆林当地7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公司新股东,公司股本金由原有的7000万元增至10亿元。
同年12月,北元在民企联合体的基础上,与陕煤化集团签订《增资扩股陕西北元化工合作建设大型聚氯乙烯生产基地协议书》,股本金由10亿元增加到16.8亿元,形成了被当地人广为称道的“北元模式”。
“北元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煤炭深加工企业,业务范围从发电到水泥、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公司每年能够直接转化原煤400万吨。”高海雄介绍道,“去年之前,主打产品之一的聚氯乙烯,年产量只有10万吨,如今才过了一年多,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番。”
在鼓励和引导煤炭企业走深加工道路的同时,神木县也开始寻找和培育煤炭以外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的通海羊绒制品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创新。”高海雄指着墙上的宣传栏,声音里透露出几丝兴奋。
“通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弥补了神木县‘一煤独大’的缺陷,可以给当地农牧民带来每年2000万元的收入。”他解释道,一年多来,通海羊绒制品公司的产品不仅在国内一线大城市打开了市场,甚至远销意大利、英国,“如今,在神木,通过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装备制造业、光伏项目、旅游服务业等越来越多的非煤产业都开始发展起来。仅去年一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非煤产业就实现产值180亿元,比去年同比增长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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