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不欣赏香港的企业家

关于万达，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产品（地产、院线、百货等）都是市场化的；另一方，它似乎总受到政府的青睐。

万达的两面性，恰恰来自于王健林的两面性。他懂得借势政府，他也是万达搞创新的发动机。“我就是不信邪。”王健林说。万达早期商业地产项目不成功，他亲自向美国一家擅长做商场人流动向设计的购物中心学习。万达规划院副院长朱其玮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03年春节前一天，绝大多数员工都已经离开，王健林让朱把购物中心的设计图拿给他，春节期间接着研究。万达院线、百货在成立之初都不被看好，甚至遭到内部人的反对，都没有让王健林动摇。武汉的汉秀有复杂的水下机械设备，最初只有好莱坞一家公司能做。这家公司得知万达已决定投资后，故意将1500万美元的价格提到了4500万。“这小子把我身上创新精神彻底激活了。要是2000万美元，我就让他做了。”王健林一想到以后还要处处受制于人，就改变了主意，自己研发这个东西“总不会比神五、神六还难吧”。最后，这套设备还真让万达自己做出来了。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王健林的名言，他认为万达获得超越发展，是因为它能做“国企不会干、民企干不了的事情”。万达所做的很多项目，国企没有相关的能力与人才；而动辄几十上百亿投资，对民企门槛又太高。王健林曾在一个国企培训局给很多国企领导讲课，他在课上说：“今天民营企业已经不是过去了。如果出现一批500亿规模、未来上千亿的企业，民企也能办大事，国企就会彻底没戏。”

王健林不欣赏香港企业家。“第一，他们不是市场化企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进入内地放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就不如内地企业家；第二，香港的企业和企业家很多人都没有学历，除了天生的商业感觉，企业本身不是靠组织体系和文化赚钱。”

时间是万物本源，当一个人能掌控时间，他所获得的能量就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王健林是时间经营者。万达从住宅地产到商业、到服务、到旅游、到文化，每一次都走在行业前面。

内心深处，王健林对文化有偏好。儿童时代他读了许多大部头的古书，据说他的母亲和祖母都能背诵经史子集。1970年代，王是中国楹联协会的会员，醉心于对仗、用典、押韵。在部队，他开始研究中国书画，1992年他就敢于压上全部身家、花800多万买傅抱石的一幅画。“这个很考验眼光，就是这一次机会，错过就没有了。”王至今还喜欢写七言格律，他不喜欢浪费时间，这些诗多作于一些无聊的会议上，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会为如何发表这些诗作而发愁。

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商战经年财富雄，向来万事皆成空。唯有余生管行善，一片净土十世功。”这首诗流露出一些宗教的味道，有人还因为他对报恩寺的捐助，推测他有宗教信仰，他的办公室门口有一尊卧佛，在会客厅还有一座弥勒佛。但王自述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请人看风水，“我坚信自己觉得舒服的就是最好的。”

王健林的故事并非励志书的样本。他没有经历过炼狱式的磨难，从小生长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他最大的挫折也不过是早期商业地产不成功，仅沈阳一个地产项目就“打了222场官司”。

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与这个时代高度契合，并最大地利用了这个现有的规则。王健林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的身上没有一丝理想主义者常有的哀怨气。当他一手缔造出一个气势磅礴的商业帝国，他用现实照进了梦想。

王的私生活不像很多地产大亨一样充斥着各种花边，他每天七点钟上班，晚上五点左右下班，除了喜欢唱歌，没有更多爱好—他一直为自己“专业水平”唱功感到骄傲。因为王健林不打高尔夫，据说万达集团管理层就把这个爱好都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