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希艾莱特:我很难客观评价每个当地人的意见,尽管我在印尼、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所以我不能拿自己的观点跟北京普通老百姓比较,生活质量我很难做自己的评判。
我本人看到了很多观点。但是繁荣应该怎么定义?对现代化要怎样的定义和诠释?现在,人们谈到这些问题,好像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是现代派,要么是想立功的政治家,或者因为觉得自己经济利益受威胁就反对发展。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谈论一个问题。
最后还是要找到城市未来、城市发展的答案,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诠释,更不是对所谓现代化的诠释,也不是在政治层面就能找出答案,而是要把传统、现代化、繁荣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种适合城市发展的模式。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放在原本的立场、回到根本的问题,从而展开对话。
不能坐在象牙塔里做出奇怪的设计
时代周报:你提到评价一个城市不能用美或者丑作为标准,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呢?
大卫·希艾莱特:这是建筑界一直在谈的基本问题:功能第一、形式第二;还是形式第一、功能第二?哪个决定另外一个?其实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建筑师不是设计一些很美的东西,而是在布置一些空间,空间本身就是一些空气,没有别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塑造这些空间,让人们想来到这个空间、感到舒适放心。这和美丑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外要结合实际的环境,包括物质上的环境和人文环境考虑:这里的人需要什么?再根据研究出来的答案决定怎么塑造这个空间。这才叫建筑学。
时代周报:你现在正在参与山西大同改造的项目,能否介绍一下?
大卫·希艾莱特:我们面临协调的问题,市民有原本住在小楼里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乐,但是还不够现代化,也感到有点失望。怎么把这两个协调起来?
时代周报:旧城改造方面,国外有没有好的例子可以学习?
大卫·希艾莱特:罗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早期的原始阶段,罗马发展很好,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罗马有很多层面的历史,分很多阶段。美国那些城市的历史没有那么长,但是看华盛顿社区和波士顿,他们重视了很多历史阶段的遗产。好的个案并不是拿一个单一的大教堂或者古庙来保护好,而是来自于各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和文化遗产。
时代周报:OMA在亚洲的项目是否需要结合东方的本土文化处理?
大卫·希艾莱特:我是在亚洲过了一半人生的白人。OMA是一个不是特别遥远的、坐在西方现代化建筑里的国际事务所,不能隔空对亚洲做出评论。我同意你的观点,亚洲并不需要西方人坐在象牙塔里,做出各种奇怪的设计。
我们的人员有80%是亚洲土生土长的,他们像你一样,想要为自己的亚洲做一点事情。我明确地说,我们是完全结合本地因素、本地人来工作的。我对亚洲年轻人有非常大的信心,他们年轻、聪明、能干,完全有能力处理好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