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登山是生命之禅 将世界上的高山都走完

他的大学导师谢冕却祝贺他：“遇到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应该退一步。退一步，人生体验更大。”就在这次登珠峰中，有山友执意登顶，下来后就因心脏衰竭而去世。还有一个美国人，在8700米处向导不让他上，但他说死也要上，结果虽然登顶，但下来后十个手指头全部截肢。“到了这个高度，很多人很难放弃，不仅是登顶的诱惑，还有钱不能打水漂的心理。虽然我花了一百多万，但明年还可以再来。”黄怒波说。登一次珠峰大概要花费25万元，有的登山者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有的不忍放弃，最终长眠在了山上。

不同于登山者爱抱团，他喜欢一个人登山，带上一个厨子，两个向导，两个背夫。在珠峰，他的向导一般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或中国的藏族人。在尼泊尔，一个孩子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做高山向导。17岁的男孩，背上近40公斤的东西，走上七天山路，才挣上200美元。黄怒波多给40美元小费，对方就能高兴得吐舌头。

“你说谁不容易啊？他们更不容易。”他感叹道。

这些与他的社会地位有着云泥之别的人，待他以善意。按合同规定，夏尔巴人只用背一顶帐篷到8000米。他们悄悄背了两顶，其中一顶留给黄怒波。黄怒波

也回报以慷慨大方。按规定，从南坡登顶奖金是一千美元。他额外给每个向导10万元人民币，高山摄像、厨子各给两万元。“他们用命搏，不知哪一天就出事了。在山上能救你的只有向导。我觉得我欠他们的。”

也许放在社会里，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山上他们的毅力、勇气、智慧以及善良，足够在一个极限环境里震撼人。“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我压根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位残疾人，在珠峰顶峰上向我展示他钢铁做的脚。你想，我算什么呢？”

黄怒波自己说：“上山是一种逃脱。下山回到城市，心情就有点沉重：他妈的，那么多破事，山上多轻松啊。我以前骂人多，现在也骂人，但少多了。本性难移，尤其是你有骂人的权力时。”

他随身携带卫星电话，有时在帐篷里问一些企业的事。通话很麻烦，像在珠峰上，基本聊个两三分钟，简单问几句就断了。有时候下属找不到他，只能自己做决策。有些决策出了问题，下山之后黄怒波会去处理他们惹的麻烦。

他的下属不希望他登山。但他说：“如果不让我登山，（中坤集团）不如解散算了。登山让我思考，我在山上会想中坤的大战略。山上很痛苦，思考能让我麻木地忘记登山的痛苦。”中坤的战略布局，都是黄怒波在山上想清楚的—他一下山就开会，吩咐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2005年，黄怒波开始登山。那几年，正是中坤艰难转型的几年。中坤从住宅地产转为旅游地产、商业地产，各地投资不顺，前些年中坤在南疆投资了4亿多元，年年赔钱，经营惨淡。“当时新疆做得那么烂，被人骂得不行。”黄怒波说。而中坤旗下的北京大钟寺国际广场，受到非典、奥运等事件的影响，屡屡推迟进度。但随着2010年国家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中坤在新疆的资产一下变得重要起来。

2011年8月，黄怒波计划花大约1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当年年底被冰岛内政部长拒绝，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对于冰岛买地遇到的波折，他很平静：“现在就是耐心等待，他们（冰岛方面）重新提了一套方案，90%以上的可能性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