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过程
《21世纪》:有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产业结构或转型升级的表现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发展潜力,你怎么看这种评判标准?
李铁:这当然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但产业结构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哪些是传统产业?哪些是创新产业?也许可以界定,但产业的更新速度可能很快,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人。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获得优质资源的城市而言,随着地价的升高,城市必须要淘汰落后产能,置换高附加值的产业,来适应高成本要素的要求,转型升级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旧的出去,新的进来,这里面就涉及资源置换的问题。
缺少土地资源的城市,机会相对会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更多的置换去获得土地,成本较高,不利于新的企业进来,而创新需要低成本的空间。
《21世纪》:按照上述说法,土地空间相对狭小的深圳会处于竞争劣势,但深圳却是转型升级颇有成效的代表,你怎么看?
李铁:深圳的情况是早已完成了一代产业更替,它的创新能力很强,某种程度上,这种内生的发展机会一定程度避免了土地置换难题。
另一点很重要的是,深圳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城市,严格来讲,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具备了这种特点。
北京和上海是因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力,深圳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个完全开放的城市,集全国之力建设,没有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没有排外的政策,它的创新空间更大。
“宜业”诉求大于“宜居”
《21世纪》:在传统的经济指标之外,现在衡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往往还包含一些软实力的因素,比如宜居程度等,这些影响会有多大?
李铁:在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人选择城市,最看重的仍然是寻租、就业的机会,这是占首位的,当然公共服务水平等也是一方面的考虑,包括自然环境,但“宜业”的诉求仍然远胜于“宜居”。
《21世纪》: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是否还有进一步往一些大城市聚集的趋势?
李铁:事实上到今天,我们关于城市的定义都还不是很清晰。例如北京有16800平方公里,这是行政区的概念,但我们经常把主城区和辖区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很多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比如功能疏解,实际是控制人口进来,可有些辖区并不存在交通拥堵等问题,还可以承载很多产业和人口。针对主城区的药,怎么能让辖区去吃呢?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越高端的服务水平,就需要越多的人口。尤其大城市要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些都是白领劳动密集型,这些人口如何配置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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