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国：高房价的危险在于冲击了国家社会的稳定

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房地产经纪的危害在于高房价导致很多人买不起房，从而造成人们怨声载道。其实房地产的危险并不在于高房价本身，而在于房地产变成了一种财富转移与收入分配的平台，这个平台的扩张与极度膨胀严重冲击到国家安定与社会稳定。

首先，众所周知，房地产利益集团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便是一些地方政府。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分裂，这在我们的《欧元必死：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一书中有细致的解析。尽管中国与欧洲不同，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却与欧洲有着某种相似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决策层刻意压低劳动力价格，为富士康郭某人这样的资本家残酷压榨剥削劳工作背书，从而大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现在所谓的血汗工厂。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通过贱价出卖土地、水资源等各种当地资源来招商[简介 最新动态]引资，提升政绩。

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廉价造成国内需求被压缩到极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我们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自主性的工业体系受到严重打击，比如就汽车行业来说，除了奇瑞、吉利外，中国汽车市场几乎变成了万国汽车博览会，无论是德日英法美的一、二流汽车品牌，还是韩国、捷克、意大利、瑞典这样的三、四流乃至于不入流的汽车品牌都成为中国家庭的首选。这必然造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的现象。

为了解决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除了驱动出口增长外，只能通过房地产市场化来诱导民众消费，甚至是进行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消费。尤其是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让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房地产利益集团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尽管明面上，城市土地是国有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所有制。因此，房价的主导权逐渐落入一些地方政府的手中。

当年驱动房地产市场化的本意是缓解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终究要被打回原形。然而，随着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房地产利益集团的膨胀，决策层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得到贯彻执行。无利不早起，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而不是公共机构，对地方或者赤裸裸地说对执掌大权的地方官僚有利的政策将会得到坚决的贯彻与落实，对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则阴奉阳违，能拖则拖，能混则混。在这种诸侯经济或行政分割经济的政府治理结构与现实的政治框架下，决策层任何希图改良或改革的政策主张都无法落实。

所谓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逐渐落入历史的窠臼，变成了一种以房地产为平台的当代的财富兼并现象。比如在汉代，当时佃农种地收入的50%以上的份额上贡给地主。按照两汉时代的农业技术水平，每户佃农最终声誉的粮食只有2900斤，当时军人口粮每人每年600斤。一户农民的口粮最多不过2500斤，一年到头忙里忙外，即使不算种子饲料的投入成本，也不考虑荒年歉收，每年也只能剩余3、400斤粮食。一旦荒年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地主却不同。地主不仅无偿获得佃农50%以上的收成，还会用剩余农产品换取奢侈品。此外，地主阶层本身就与官僚、商人甚至是高利贷者是一体的。当官僚地主扮演高利贷者和商人角色时，则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富裕的商人与官府的官员本身就同属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对国家财政并无多少贡献。汉武帝的算缗令与告缗令无非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政治上，官僚地主具有免役权，并可以通过其政治统治权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财产。地主、官僚与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陷入危难之时，连皇帝的话都不会听从，而在国家和平时期则大肆与国家财政争夺财源。他们剥夺农民的财富越多，国家的收入则越少。这个集团越兴旺发达，政治的腐败则越严重，农民流亡、农田荒芜的现象随之会加剧，最终必然会毁灭整个国家的财政基础。汉末到隋初300多年的动荡不安与军阀混战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案。

与佃农相比，自耕农的情况就要好得多。自耕农的比例越高，国家的财政基础约为坚实。这也就是历朝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来源。其实，这种重农思想在当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所谓“重农抑商”，除了在汉初、明初短暂的几十年中存在过外，从来都是富商的地位远远高于贫下中农。当然，我们自然不能忘了，富商本身就是地主、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