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限购”仍宽松 决不能放松

　　在国外有一种“亲情移民”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例如澳大利亚，中国的年轻人移入后，若父母还在中国，无人照顾，便可以进行“亲情移民”，对这样的移民不仅办手续比较顺畅，而且在安排社保和住房方面都给予特殊保障。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城乡之间移民呢?主要原因还是大批的农民进城工作后，没有稳定的住房，不要说接儿女、父母入城了，就连其自身也难有一个像样的安居之所。农民工除了一部分住在建筑工地外，要么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农民提供的房子里，要么就在城市中住地下室。为什么有些房主把一间房隔成好几间出租，就是因为这些入城的农民工或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租不起房。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请了一个保姆，当时是一个姑娘，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孩子都20来岁了，但仍然住在城乡接合部，不仅每天要跑很远的路到城市中来上班，而且迄今居住面积之小、居住条件之差，让人为之心寒。当农民工近30年，还不能在城里安居。

　　一些大城市这几十年来占地还少吗?国家对这些城市的投入还低吗?这些城市的财政真的困难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承担城市化的任务，不能让为这些城市工作几十年并作出贡献的农民兄弟姐妹在此安居呢?

　　因此，必须使房地产与城市化相适应。只有降低房价，才能降低房租，只有价格下来了，农村入城的兄弟姐妹才能安居，才能使他们与子女共同生活，才能与父母团聚。这不仅是人之常情的需要，也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应尽的人道主义责任。

　　要共同富裕，不要贫富两极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不是均富。但是，由于我们的房地产偏 离了为住有所居服务的方向，走上了为投资服务，为富人盖房的轨道，致使房地产变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工具和平台，使一些人走上了极富与极贫。有些人因从事房 地产或专门倒卖土地，从而实现了迅速暴富。而另外一些人或因房屋被拆，所得补偿较少，又遇上商品房价格极高，倾尽了家庭积蓄移到了新地方居住，如此使本来尚有一些积蓄的人，也于一夜之间变成了债台高筑的“负翁”。由此背离了共富之路，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GDP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但70%的工薪阶层的月收入现在还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农民年均收入也仅有5000多元。我们现在的地区差在1：10以上，城乡差达1：3.3，行业差达1：15，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达0.47以上，世界上的警戒线为0.4。

　　为防止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防止两极分化，我们必须使房地产的发展与共富道路相结合，必须改革房地产，必须降价房地产，必须把房地产的发展引向为“普通人”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轨道上。

　　“限购”仍宽松，决不能放松

　　由此，我们必须端正认识，要看到大力发展保障房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一旦通过价格杠杆把住房的刚性需求调动起来，房屋需求量就会大大增加，如此只会促进钢铁、水泥等诸多建材的大发展。因此，不用担心降价房地产会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说刚性需求仍没有得以调动，只能说明保障房还供应不足，住房价格还降得不够。

　　必须限购，并坚持到底，不能把住房当投资品炒卖。几年前笔者就提出学习韩国“一户一宅”，用税收调节住房。中国人多地少，应该学习韩国的“一户一宅”，现在我们的“限购”是一户两宅，是比较宽松的，绝不能再进行放松和回弹。一定要通过限购，彻底把房价降下来。

　　必须减低政府财政和城市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包括金融部门都不能过多依赖土地和房地产来获得效益。房地产价格这些年迅速攀升和高企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在各级政府和金融部门依靠发展房地产增加收益和政绩，如果不去掉这种依赖房地产发展的思路，房地产价格将永远难以下降，也难以走上为普通人服务的方向。

　　必须管好土地。任何私人和企业不应该也不允许倒卖土地。而且要适应城市化需要，扩大住宅土地的供应。大公园、大广场少搞点，来保住房。大城市说没有接纳农民工的承受能力，这是不对的。改革开放后很多大城市，不知占了多少地，同日、韩相比，我们的城市总容积率要低得多，进人的潜力巨大。

　　必须大搞棚户区改造，大建保障性住房。国外推行的可承受性住房建设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07年国务院文件提出应保两个70%是正确的，应予贯彻。而且要加大保障房投入，银行贷款要大力向保障房倾斜，保规模、保质量、保环境。

　　反对无所作为，搞好反腐倡廉。房地产的很多问题是与商业贿赂和官员腐败直接相关的。要解决好住有所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反对无所作为，搞好反腐倡廉，并须在操作上搞好住房建设的先估价、后招标。以此推动房价的务实和下降，为百姓安居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