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林晓:房产税不应该无视许多“房奴”并非富人

中国成为WTO成员后，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可区分为两大循环，一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二是国内经济自身的小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土地财政都起着联系和纽带作用。

土地财政补贴工业投资，并最终贴补产品出口，让中国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全球生产大国。土地财政让各地以政府性投资为主导，带动和引导全社会投资，使当地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迅速提高。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土地财政补贴中国商品出口。而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土地财政作为支撑的区域经济竞争。

从全球经济循环来说，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国内征税、贴补国外。而从国内经济循环说，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向购房者征税而促进投资、创造就业。

本轮以限购限贷为主要手段的调控，并没有触及土地财政的根本，而只对土地财政起到部分冻结作用，其结果只是部分冻结了国际国内两个经济循环，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这种GDP增长的放缓，从好的角度说，减少了我国国民福祉的损失，而从坏的角度说，则造成了经济运行的停滞不前。经济运行一旦停滞不前，社会矛盾就可能集中爆发。

当前，为稳增长，货币政策的适时调整，已不可避免正在进行之中。而未雨绸缪，以“托宾税”来承接“限购限贷”，也已是势在必行——

不难想象，如果作为抑制投资/投机的核心措施，限购令“红线”一旦失守，随之而来的楼市混乱，可能会不堪设想。因此，在“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时，以税收制度的设计，来承接行政措施的限购，显然已成燃眉之急。

曾有学者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通过改革使房地产税和资源税成为地方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税可望成中东部省份的税收支柱，而资源税则应成为西部省份的税收支柱。

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物业税确实是地方主要的税收来源。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人不需交纳土地出让金，而中国人需交纳土地出让金。

西方发达国家房产税之所以成为地方财政主要税收来源，主要建立在其土地私有制和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基础之上。而我国土地财政之所以会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撑，主要基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和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

中国的土地财政，与美国的物业税，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今日中国人在承受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之余，还需再承担美国式的物业税，那么，一方面，中国的“中产者”很可能会步美国“次贷者”后尘而破产，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税也避免不了“重复征税”师出无名的事实。

更何况，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规模如此巨大，试图将房产税培育成财源支柱，进而取代土地财政，在现阶段只能是痴心妄想。房产税的功能设计，恐怕不能无视广大购房者已为土地财政尽了纳税义务的历史事实，也不能无视许多“房奴”并非富人的客观事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外，房产税从来不是遏制房价涨的良器，而只是解决地方财政收入的工具。一些征收房产税的国家曾经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就足以说明问题。

各国实践证明，对抑制房地产投机有效的是“托宾税”，而不是传说中的房产税。幻想以房产税替换限购令来抑制房价上涨，恐怕很不现实，相反倒有可能因此而加重民众负担。

在当前发达经济体迟迟难以退出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我国抑制楼市投机/投资性需求，采取交易环节的“托宾税”，来取代行政措施的“限购”，或许更符合我们的目的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