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房价远未真正涨到位 楼市能再繁荣15年

少用行政手段调控

新京报：对于楼市的调控又该如何持续？

王健林：关于调控，政府两只手都干预市场，整体的思路是可以的；但更多的还是应该采用一些经济的手段。

比方说把限购改为限售，不让买房实际上是一种歧视和不平等，原来提出进行的户籍改革本来应该淡化户籍功能，但在现在看来变得更加重要了。可以学习新加坡或者香港的办法，在销售的年限和税收上加以制约，新房5年之内出让增收高额税收。

还有，现在二手房交易特别多，而阴阳合同是普遍存在的，政府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提出成立国有租赁公司也不现实。

应该怎么办？现在国外的土地房产、土地都有专业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操作，评估的结果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在国外也很少因为价格发生纠纷。国内的房租涨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评估机构来做这件事，租赁双方没有依据标准，只能根据心理感受来谈。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合理公正的机构来承担。

我建议更多的调控尽可能多用市场手段来调控，最好少用行政手段。第二，把我们这些年急需建立的一些制度、队伍作为调控重点来抓，比如政府应该加快对评估师队伍的建设。而不能再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毛病。

改变经济怪圈

新京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政府稳增长的压力逐渐增大，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集中反映就是地方政府加快土地的供应，新的一年里，宏观调控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如何平衡？

王健林：首先，形成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是20多年积累的结果，想两三年把它治理掉不现实。

我认为在看得见的10年之内，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这一条是无法改变的，只能是逐渐减弱。

比如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土地仅占财政的个位数，广东深圳土地占比一样很低，因为替代产业衍生出来了，服务业发展跟上了，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就会下降；但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想去土地财政化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到。

调控以来，很多地方财政出现借支现象，同样存在债务风险。

对于当前各地政府推出的土地，倒不一定是和稳增长的口号挂钩，有一部分是和房地产回暖，企业大规模拿地有关系；大部分是由于地方年度供地指标要作废，收入完不成，直接影响今年预算执行。这么多年国内经济始终走不出一个怪圈：形势一好就调控，一调控经济就下滑，一下滑又放松，放松了再调控。如何走出这样一个怪圈，研究出新的调控政策，是很考验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