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的重要标志

　　二、拐点到来的次序是什么?

　　虽然具体的房地产市场制度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但是从趋势看，观察美国和日本房价、供给和需求的拐点渐次到来的顺序，可以发现一定的规律。

　　从美国经验观察，新房供给拐点于1950左右先于需求和房价拐点到来，二手房供给则于2006年出现一个阶段性拐点。具体而言，需求和房价经历了1980年代和2007年金融危机两次调整，目前仍未出现拐点显现的迹象，人口的自由迁徙、住房的改善带来每年稳定在500万套左右的交易量，其中90%为二手房交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美国房地产需求和价格的拐点与供给拐点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1)1950年之后，美国由城市化浪潮进入郊区化浪潮，在城市人口总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郊区人口则出现快速膨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郊区人口分别增长52%和33%，这构成美国住房需求上升的最主要驱动力;(2)美国住房需求不断升级，套均面积不断增长，目前为230平左右，是日本和中国的3倍;(3)美国金融系统对居民住房需求的支撑，这使得美国居民的杠杆率在1995-2005年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由此驱使需求膨胀和房价上涨。(4)美国联邦住房局、两房等机构对低收入家庭的持续支持，使得正常情况无法进入住房市场的潜在需求变成真实需求，住房自有率快速上升。这些机构的存在不仅能够使美国的需求和房价在上升周期中“锦上添花”，而且也能在下降周期中“雪中送炭”，发挥明显的对冲作用。

　　从日本经验来看，房价拐点先于供求拐点到来。日本在房价陷入低谷后，供给和需求仍然保持了健康的增长。几乎所有的悲观分析都喜欢把日本视为对标中国的案例。然而，事实上， 1980年代末房价的下降并没有摧毁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尽管房价和地价至今没有恢复，但真实有效的需求仍然存在，这也表明区分不同的拐点的界定是有意义的。日本户均住房套数从1970年代开始就长期大于1，但由于存量住房在面积、设计上的缺陷无法满足增量的需求，因此，在大量房屋空置房的情况下，每年仍有100多万套的新建住房进入市场。

　　虽然从长期来看，日本新开工数量的确在下降，但是并非突发式下降，而是逐步平稳下降，从1991年每年新工140万工，下降到2012年每年新开工100万套，20多年下降30%，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调整节奏。

　　我们的研究表明，相比人口结构和城镇化率，美日韩三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与房价走势变化的拟合度要好得多。如果将日本和美国的案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这两个国家的拐点到来时序以及幅度之所以存在不同，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杠杆的力量差异。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的幅度和力度往往决定了房价拐点将以何种方式到来、以何种方式化解。日本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从1970年代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急速猛烈的陡峭上升，房价在此带动下不断创出新高。在泡沫破灭后，居民部门的去杠杆进程历尽20年仍未结束。相比而言，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则保持了温和上行的态势，只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在金融危机调整5年后再次步入上升通道。我们倾向于认为，日本房地产如此戏剧性急涨急跌的变化，除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制度差异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由于其背后缺少一个弹性多元的金融体系。而美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迅速反弹，与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及时填补了市场金融力量暂时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三、中国房地产即将经历什么样的拐点?

　　首先，目前中国正在迎来新开工和销售面积的拐点。对比过去几年的数据，2013年13.1亿平方米的销售量很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天花板。2002-2012年十年间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总销售面积约60多亿平米。2010-2012年销售面积每年大概10.5-11亿平米，而13年销售面积达到13亿平方米，增幅达到20%。

　　然而这一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未来新开工面积会出现陡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即便新开工的套数会明显下降，但住房升级带来的套均面积扩张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套数下降的影响。据调查，2012年全国城镇家庭住房建筑面积的中位数为80平方米，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当前城镇人口人均住宅面积为33平方米，不仅远低于人均耕地面积较为广阔的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地，更是低于同样土地资源匮乏的日本、英国以及荷兰等国家，同时中国的城市中依然有不少居民的居住条件较差。

　　其次，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拐点可能还没有到来，驱动需求的因素还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具体来看：

　　(1)中国家庭仍在裂变进程中。2012年中国家庭户均人数为3.02人，家庭数量4.3亿户，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的趋势仍在延续。尽管人口增长率已处于较低水平，但家庭数量还会在一个时期内持续增长。据预测，2040年中国的家庭户数量将跨上5亿户台阶，2045年才达到峰值(约5.04亿)，到2050年仍将保持在5亿户左右的规模。如果假设中国的房屋周转率(turnover，即每年房产交易量/家庭数量)仅为2%(美国长期平均均为4.5%、日本最低水平为2%、英国为4-6%)，则每年成交的房屋套数也至少在1000万套。当然，这其中将包含大量的二手房交易量。

　　(2)中国城镇化红利还在继续释放。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膨胀的需求更多由城市领地外延式扩张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而驱动，城镇化进程的人口迁徙特别是农民工实现向市民化带动的房地产需求才刚刚萌芽。据统计，仅10%的流动人口在城镇地区拥有住房，绝大部分流动人口进入的是租房市场或工矿厂区提供的住所。户籍制度的制约、高达30%首付比例等让“落脚城市”的梦想对多数群体遥不可及。如果能够在上述方面有所松动，城镇化的房地产红利能够得到极大撬动。

　　(3)居住升级的需求依然存在。过去30多年快速城镇化浪潮中催生出的房屋，一如整体上缺乏规划的城市建设，往往在户型布局、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随着人们对户型结构、绿化环境、居住面积、物业服务等更为宜居和人性化的追求，一大批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住房已经不能满足更高质量的改善型需求，正在被动加速折旧。一个与之相印证的事实是，除了一线城市外，多数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并不活跃。随着轨道交通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群放弃居住在城市中陈旧的居所，选择可接受的距离内更大面积和更合理设计的住房。这也是日本房地产业多年存量供给过剩、而仍有大量新开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