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除了赚钱还有什么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

冯仑：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政府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希望开始重塑国民精神。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术语叫“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

针对这些问题，不在抱怨，而在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植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这四化的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再填回些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对照周边的四小龙也好，包括大陆手足的台湾，我去三十多次台湾了。其实能填的东西，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像台湾的土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台湾大概一半人口。证严法师的信众有400万人，台湾一共2300万人；这些是我们价值重建时，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首先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我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闹心的是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又是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

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过从政和经商经历，如何看待中国的政商关系？

冯仑：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民营企业始终面临两个博弈，一个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以及以此展开的优质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个博弈就是制度性博弈，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4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25年一次。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几二十年，换一个制度，就死了，很少有民营企业能穿越一百年，真是步步惊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从1920年代穿越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营企业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选择制度化，这事累得慌。

举个例子，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做了肥皂，在市场上已打败了联合利华，人家退出了中国。但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社会主义改造，企业被折腾死了，然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人家的制度没变化，就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时机成熟再回来，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这事哪有谱儿啊，咱哪懂啊，但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百年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