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
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
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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