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他常常想起干爹临死前的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去看干爹,他坐那哭,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因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儿。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现在他干爹的孩子,在两岸开放以后,打上门来找他。他跟共产党走,不停折腾他,他教的东西,学生们一个都不信。”
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冯仑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妈也荒唐。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是吧?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在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来,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这或许是先天气质使然,但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冯仑并不认为思考家国天下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会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举例,认为单纯做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好。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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