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除了赚钱还有什么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 “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